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的“干儿子”事件
文/老张在路上
“螟蛉之子”就是指义子，即俗语所谓之干儿子，与收养人无血亲的父子关系。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小苑》一文中，文中写道“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古人以为蜾蠃有雄无雌，无法进行交配生产，没有后代，于是捕捉螟蛉来当作义子喂养。据此，后人将被人收养的义子称为螟蛉之子。
鲁迅在杂文《春末闲谈》里曾经写过“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在真实的生活中，鲁迅也有过一个“螟蛉之子”，不过，这个所谓的鲁迅“干儿子”却在鲁迅面前演了一出闹剧。
1936年11月号《作家》杂志上，发表了章锡琛的《鲁迅先生的“义子”》一文，这并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确有其人，也确有其事。后来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一文中，也谈到这位“义子”。
这个所谓的“义子”就是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一度追随过他的廖立峨。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兴起学潮，鲁迅被列入黑名单，鲁迅的亲友和学生们都劝他离家避难。
另一方面，北京的大学因为经费困难，开始拖欠教员工资，在厦门大学高薪的诱惑下，北京的一批教授纷纷南下厦门。
7月28日，鲁迅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薪水和差旅费共500大洋，并许诺月薪400大洋，抱着“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想法，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林语堂的邀请前往厦门大学任教。
来厦门前，鲁迅曾经考虑过多次，他把教书看成是短期的“休整”，并为以后的生活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他与许广平上海分手时相约：准备在厦门住两年，彼此再见面。
鲁迅在厦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课,还兼任国学院的研究教授。鲁迅每次上课，钟声刚响，教室里早就坐满了人，后到的学生只能凭窗倚墙站着听讲。不仅文科的学生来听课，法科、理科、商科的学生也来听课，厦门大学不少年轻的教员也到场听课，还有很多校外的记者、编辑也闻风而至，场面十分壮观。
因为政见不同，鲁迅与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产生了矛盾，同时又遭遇着人际关系危机。国学院里有几个“现代评论”派的人物，是刚从北京来厦门任教的，公开宣称只佩服胡适、陈西滢，代表人物就是顾颉刚。在北京时这些人就与鲁迅矛盾重重，到了厦门大学，矛盾更加激化。
1927年1月15日午后，鲁迅在许多教师、学生的陪伴下登上了一艘小船，离开了厦门大学。
就是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鲁迅认识了“义子”廖立峨。
在《鲁迅全集》的日记卷中，“廖立峨”这个名字被提到了有65次之多，光在1927年的鲁迅日记中，就达到了56次，提到的密度仅次于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
廖立峨这个名字的第一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是在 1927年1月30日的日记中。
廖立峨是广东兴宁人，当时是厦门大学的学生。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廖立峨以学生的身份，经常向鲁迅请教。
鲁迅离开厦大，到中山大学任教，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廖立峨也随鲁迅到广州，转入中山大学外语系学习。在广州，鲁迅和廖立峨的联系仍然是非常密切。从鲁迅日记中看，廖立峨一个月中访问鲁迅至少在四五次以上，有时候一个星期就一二次。廖立峨在生活上很关心鲁迅，鲁迅对这位学生也很爱护，经常赠送一些书籍给他。还为他支付学费，赠款不是一百，就是五十。在当年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钱。
1927年1月18日下午，鲁迅从厦门乘苏州轮的鲁迅抵达广州，第二天在许寿裳和许广平帮助下移入中山大学。不久，顾颉刚也来到中山大学， “四·一五”事件后，鲁迅选择辞职，中大在6月6日经数次挽留无效后，同意鲁迅辞职。
1927年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离穗，乘船赴上海，开始了他的上海职业作家生涯，直到终老。
鲁迅决意离穗赴沪后，廖立峨也忙前忙后，为鲁迅打理一些事情。八月十五日，经营了不到五个月的北新书屋关门后，廖立峨与陈延进、何春才三人随鲁迅、许广平、许月平一起到了位于芳草街的书屋，把所剩的书籍包好，提到马路上，乘五部人力车，一次运完，把书点交给共和书局。之后，鲁迅还邀廖和何去照相留念。
当鲁迅和许广平乘上海轮而去，只有廖立峨一人前去码头送行。
鲁迅到上海后，两人也有书信往来。鲁迅到上海整整三个月后，1928年1月8日，廖立峨也来到上海。这次不是他一个人来，而是带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女朋友曾立珍，另一个是他妻子的兄弟曾其华。
廖立峨他们一开始住在旅馆里，当时一天三个人就得花二十多元钱，鲁迅知道廖立峨支付这笔钱有困难，就冒着大雨和弟弟周建人一起把廖立峨三个人接到自己家住下。鲁迅住楼上，他们住楼下。
鲁迅当时已经没有工资收入，仅靠稿费维持生活。此后一段时间，每逢鲁迅走下扶梯，则书声琅琅，不绝于耳。但稍一走远，则又戛然而止。原来那一片书声，是故意读给鲁迅听的，为的是要他担负他们三个人读书的学费。
廖立峨又把自己的文章拿给鲁迅，要他介绍发表，鲁迅没能满足他们的心愿。廖立峨再托鲁迅帮找事做。鲁迅于万不得已的情形下，跟某书店说定，让廖立峨去做个练习生，再由鲁迅自己每个月拿出三十元来，托书店转一转手给他，算是薪水，可谓用心良苦。
关于鲁迅帮助廖立峨找工作的事情，郁达夫在回忆文字里也写到过：“鲁迅没法子，就来找我，教我为这青年去谋一职业；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职业，那么亦必须请一家书店或报馆在名义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当由自己拿出，由我转交给书局或报馆，作为月薪来发给。这事我向当时的现代书局说了，已经说定是每月由书局和鲁迅各拿出一半的钱来，使用这一青年。但正当说好的时候，这一位青年却和爱人走了。”
但这番好意却被廖立峨一口回绝了，理由是薪水太少，职位太低。后来鲁迅和创造社成员们大打笔战，有一天，廖立峨居然对鲁迅说，《创造》社的人，因为他住在鲁迅家里，就看不起他，不和他来往了。廖立峨的这些言行很伤鲁迅的心。
后来，廖立峨女朋友的哥哥走了，廖自己的哥哥却来了，照样要鲁迅替他找事做。他们这一家就一直住在鲁迅家中，俨然就是鲁迅家里的一分子了。直到有一天，廖妻不意泄露了个中的秘密。
廖立峨的妻子曾立珍会讲几句普通话，一次她和邻居的闲谈中，才说，原来廖是来给鲁迅做“儿子”的，她自然就是儿媳妇；本以为是来享清福的，没想到却是这样。这话传到鲁迅和许广平的耳朵里，自然让鲁迅哭笑不得。
过了一段时间，廖立峨自觉没趣，于是告辞回家。临回家之前的一天晚上，廖立峨向鲁迅要一笔回家的旅费。鲁迅计算了一下，大约一百元就足够了。谁知道廖立峨却不答应，说：
“我们是卖了田地出来的，现在回去了，要生活，还得买地，你得给我一千元。”
鲁迅回答说：“我自己没有饭吃，却拿出钱来给人家去买田，你以为我该这样做么?况且我从哪里去弄到这些钱呢? ”
没想到廖立峨却不依不饶，强说：“错是不错，不过你总比我好想法，筹备的地方也比我多，你一年数万版税，只要肯，有什么弄不到？非替我找一千元不可！”几乎就是勒索的口气了。
于是，宾主双方不欢而散。据1928年8月24日鲁迅日记记载，最终“立峨回去，索去泉一百二十，并攫去衣被什器十余事”。竟然将鲁迅稍微值钱的衣服都偷走了。这件事情鲁迅对到访的章锡琛说了，所以，写回忆文字记述到这个义子的，只有章。但是章锡琛当时并没有说出这个干儿子的名字。
1930年3月13日，鲁迅又收到廖立峨的信，信中说：“原来你还没有倒掉，那么，再来帮助我吧。”鲁迅这下再没有予以理会。
这就是著名的鲁迅“义子”事件。
鲁迅的文笔刻薄辛辣，然而鲁迅待人，特别是对青年，却是非常宽厚仁和。他对许钦文、萧军、萧红乃至高长虹、向培良诸位青年，莫不尽了一个长者应尽的呵护提携之意，虽则有时被反噬，亦且不悔。对于廖立峨，更是如此。
廖立峨恃宠而骄，甚至以鲁迅“义子”自居，至行勒索之事，最后负恩而去，也让人无语了，这又是一起典型的“升米养恩、斗米养仇”写照。
据相关资料：五十年代后期，廖立峨在广州市二中当历史教师。在经济困难时期，他患了严重水肿而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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