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象，一个在林间发现发酵水果的猿类祖先，不仅饱餐了一顿，还在大脑中获得了一阵愉悦的酬赏——乙醇会促使大脑释放血清素、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快乐化学物质”，带来轻微快感并缓解焦虑。久而久之，那些善于利用这种“天然酒”的祖先摄入了更多卡路里，在进化竞争中胜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物学家罗伯特·达德利据此提出，人类对酒精的喜好源于远古取食行为的延续，我们其实是经过了酒精“预适应”的动物。
为了享受发酵果实的好处，我们的身体也进行了相应调整。现代人体内有一种代谢酶（ADH4）可以将乙醇分解，这种酶的高效变体据研究首次出现于大约一千万年前的人科动物中。基因突变使我们的直系祖先代谢酒精的速度提高了40倍——换言之，当树上的果子掉落发酵后，我们的祖先能放心大胆地享用，而不必过于担心醉倒后遭遇捕食者。
总的来说，人类爱喝酒在很大程度上是“写在DNA里”的：我们的嗅觉、大脑奖赏机制乃至代谢系统，都在漫长进化中对酒精形成了偏好和耐受。这种与生俱来的生物学基础，解释了为何酒精能够穿透文化和时代，一直吸引着我们。
当然，也有科学观点认为人类嗜酒纯属“进化意外”——酒精只是巧合地撬开了大脑奖赏的锁，带来愉悦却不具适应价值。支持这一看法的人把饮酒比作吃垃圾食品、沉迷甜食，认为这是进化留给现代人的“后遗症”。
但越来越多学者提出质疑：如果饮酒完全有害无益，为何进化没有彻底消除我们的嗜酒倾向？相反，人类对酒精的偏好千百年来有增无减。因此，一些学者主张重新审视酒精在进化中的积极作用，认为适度饮酒可能曾帮助人类应对特有的生存挑战，例如缓解压力、增强创造力和社会黏合等。简而言之，人类爱喝酒并非简单的生理错误，更可能是一种深植于我们物种的适应性行为。
假如说对酒精的喜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那么当我们的祖先走出森林、定居各地之后，便天然地开始追寻身边可得的“醉人妙方”。考古学证据显示，人类在世界各地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发现了酿酒之术：发酵技术并非某一文明的独占技术，而是不同地区先民面对各自的植物资源所做出的共同选择。只要有含糖的水果、谷物、蜂蜜，甚至乳汁，便有机会产生酒精饮料。
贾湖遗址出土的盛酒陶器
在东亚，中国贾湖遗址出土的9000年前陶器中发现了由米、蜂蜜和水果酿成的史前酒。同样在中东，新石器时代的新月沃地文明很早就掌握了啤酒和葡萄酒的酿造；古埃及人日常饮用大麦啤酒，并将美酒作为陪葬品置于法老陵墓中。在南亚次大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遗址（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土了大量发酵和蒸馏器具，表明古人已经用谷物、水果甚至花朵来酿制酒精饮料。南亚早期文献也印证了这一点：最古老的《梨俱吠陀》中详细描述了如何制作宗教祭祀用的致幻酒“苏摩（Soma）”，并提到日常饮用的米酒“苏拉（Sura）”等多种酒类。公元前5世纪的《阿耆达夏》（即《法典》）甚至列举了多达84种当时已知的发酵酒配方，涵盖从谷物、蜂蜜、甘蔗到芒果、花汁等各种原料。可见数千年前的印度次大陆，酿酒已是相当普遍且丰富的技术。
走出欧亚大陆，在遥远的非洲和美洲大地，酒的故事同样精彩而独立。在非洲，热带的棕榈树无意间提供了酿酒的源泉——当地居民学会采集棕榈树汁，任其自然发酵，制成清甜可口的棕榈酒。这个传统的起源已经不可考，但许多非洲和东南亚文化都有上千年的棕榈酒历史，据信早在公元前几世纪就有人攀上高大的椰树或酒椰树来获取树汁酿酒。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民族还分别开发了自己的酒：西非有用高粱和小米酿成的本土啤酒，埃塞俄比亚有发酵蜂蜜制成的“太奇（Tej）”蜜酒，肯尼亚的牧民则让牛奶变酸发酵成微醺的酸奶酒……几乎每一种可发酵的天然材料，都在非洲大陆找到了归宿。同样地，美洲的古代文明也不遑多让。
中美洲的玛雅和阿兹特克人发明了用龙舌兰汁发酵的普尔克酒（Pulque），安第斯山的印加人则酿造玉米啤酒奇查（Chicha）来款待宾朋。据西班牙殖民者的记载，阿兹特克帝国甚至规定只有52岁以上的长者才能日常饮酒——但每逢四年一度的“儿童醉酒节”，不论老幼所有人都被要求开怀畅饮，以庆祝神明赐予的酒浆。在更北的北美大陆，一些原住民部落会将野生浆果或仙人掌果实发酵成酒精饮料。在中美洲的荒漠地带，前农业社会的狩猎采集部族甚至会长途跋涉，只为在仙人掌果实成熟的短暂季节里酿一坛美酒。
这些事实印证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酿酒这件事几乎像是一种文化上的“平行演化”。远隔重洋的不同文明各自找到了通往醉意的路径——无论是谷物、果实、棕榈汁还是乳汁，都能化为醇醪；无论是在热带雨林、干旱草原还是高寒山地，都有人类举杯的身影。
土耳其的哥贝克利石阵（Göbekli Tepe）
值得一提的是，酒的诱惑力或许还直接或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理论认为，正是对酒的渴求促进了农业的诞生：远古先民种植谷物，不仅是为了充饥，更是为了酿造更多的啤酒。一些考古学家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遗址（如今土耳其的哥贝克力石阵）中，出土了硕大的石制酒槽和搅拌器，推测用于发酵野生谷物制酒。在那里，成百上千的动物骨骼遗留显示出盛大的宴饮痕迹。或许正是凭借酒和烤肉的双重诱惑，部落领袖才号召来了大量猎人聚众狂欢，并在兴奋状态下协力树立起重达十几吨的神庙石柱。这一幕发生在一万一千多年前，几乎可以视作“史前的啤酒节”和有组织劳动的起点。由此看来，酒精已不仅是填饱肚皮或娱乐感官的存在，它深度参与了人类早期的社会动员和文化创造。
酒之于人类，是甘美饮料，更是文明映射。 从树上的猿猴偷尝发酵果实开始，我们与酒精结下不解之缘：它曾帮助先民获取热量、聚拢同族，也陪伴各文明创造了酿酒术的万花筒。当我们举杯抿入口中那一滴琼浆时，品味的不仅是发酵的滋味，更是跨越时空的人类共同情感。或许正因如此，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对酒的爱恋依然会延续下去——时而克制，时而沉醉，但从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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